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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篇小說《交響樂》:戰爭題材寫作的文學理念與美學追求

閱讀:688 次 作者:汪守德 來源:中國青年報 發布日期:2020-04-07 14:09:00
基本介紹:一起問道文藝網分享的出版書訊書評。

  多年前在完成長篇小說《長津湖》,并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功之后,軍旅作家王筠積7年之功,又推出了其抗美援朝題材三部曲的第二部,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《交響樂》。

  這部長達70余萬字的鴻篇巨制,匠心獨運地選取了一個重要的時間段落,即主要以第五次戰役為背景,前接著名而慘烈的長津湖之戰,其后延及雙方的停戰談判,通過行止自然的謀篇布局,悉心描繪的戰爭進程,鮮活生動的人物形象,細致綿密的文學筆觸,從一個側面為今天的讀者描繪和再現了70年前那場舉世震驚、波瀾壯闊、慘烈血腥的戰爭歷史畫卷。

  同讀者常見的此類題材多采用全景式的敘事策略不同,王筠主要以基層部隊官兵的視角切入戰爭,通過志愿軍某師偵察營、穿插營和治療隊,同美軍某空降團戰斗群特遣隊之間,敵對雙方陣營一次次的激烈交鋒,來完成其狀寫戰爭生活目的的達成。這樣不僅能更加便于對雙方的參戰者進行抵近的觀察與表現,也更加便于展開文學的描寫與開掘,從而以豐富多樣的寫實與寫意,想象與虛構,過往與當下,戰場與人物,進程與細節,災難與情感,生存與毀滅等手段,來展示戰爭的風云與圖景,折射戰場的脈絡與肌理,凸顯生死的尋常與難測,表現戰斗者的崇高與卑微,把我們似乎熟知的,又可能語焉不詳的一切,以文學的方式反映了出來,還原為作家心中的戰爭的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。

  王筠在作品中設計了大小23次戰斗,而每次的戰斗過程又都是各具形態和不盡相同的,這既可能反映了戰爭的實際狀況,世界上哪有兩次完全相同的戰斗呢?這一切都為敘事的展開,人物性格的構建,文學觀念的表達,創作目標的實現,提供了一種具有充分長度和空間的平臺。從軍級指揮員間歇性登場,以圖勾勒出戰場的宏觀局勢,到基層戰斗者的浴血奮戰,以再現戰壕的真實,從而形成了對于戰爭時空的立體透視。一系列的平凡的人物,如李八里、孟正平、馬永禮、鮑喜來、吳了了、脖頸趙、喇叭劉父子等,在一次戰役的許多次戰斗所組成的戰爭縱深里,轟轟烈烈而又有血有肉地呈現在我們的面前,站立成一隊英雄的、氣壯山河的行列。他們所面對的是強大的對手,是武器裝備上嚴重的不對稱的現實,所處的是復雜而陌生的戰場環境,生與死都是轉瞬之間的事。他們一次次地進入不可預知的戰斗過程,一次次地同謎一樣的敵人斗智斗勇,是傷亡后的無法進行的回送與救治,是心理上、情感上、智力上和體力上經歷著持續不斷的、又是幾乎達于極限的挑戰與考驗。小說就是這樣以綿密的、富于力道的文筆,寫出了志愿軍官兵們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,英勇善戰,沖鋒向前的大無畏英雄氣概。這構成了志愿軍官兵戰斗的具體過程,我們仿佛隨著具有鮮明形象個性,飽滿氣息血肉的他們一道前進,目睹他們如何舍生忘死地滾火蹈雷,勇猛穿行于槍林彈雨,表現出作為一支英雄的軍隊,或作為一個戰斗的個體,靠的是一種怎樣的精神力量和鋼鐵意志,遭遇怎樣的戰斗困境和險仗惡仗,又是怎樣硬杠世界上最強大的敵人并戰而勝之。

  小說在其轟響著主旋律的基礎上,即作品對戰爭作出深刻的思考與精準的表現,彰顯出以李八里為代表的志愿軍官兵的家國情懷、民族大義和戰斗精神,犧牲與存活,失敗與勝利,平常與奇特,冷酷與柔情,清澈與迷茫,溫暖與憂傷等等,是一次戰役所經歷的漫長過程,也是參戰者必須經歷的復雜而無窮的體驗。這些對于每一個參戰者來說,都像是一個未知數,使他們在這架轟鳴的戰爭機器中,演繹著屬于自己或猝不及防,或必然而至的命運。李八里與王翠蘭的相戀與結婚,以及在新婚之時遭到美軍飛機的轟炸,是把人類美好的情感放在極端條件下,表明是怎樣被戰爭無情地破壞與摧殘。陳三觀生活作風上的犯錯,也是在戰爭之中所發生的一種正常而非常的遭際,卻從此改變和扭曲了這個人物的口碑與形象。這些似乎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文學意義,在作者滾燙而又冷峻的筆下,抗美援朝不是平面的、純粹的、單向度的,而是多側面的、多層次的、立體的,有高光,也有陰影,有真醇,也有血污,有崇高,也有卑下,同曾經的戰爭本身一樣自然真切,蒼涼厚重。

  值得肯定的是,小說不是拘泥于只對志愿軍官兵的描寫,而是以平衡的筆墨展開對于交戰雙方人物形象交互性的刻畫,其目的不在于顯著加長作品的篇幅,而在于拓展小說的敘事空間,更反映出作者對于題材的很強駕馭能力。作者將敵對的一方也收于眼底和筆端,在激烈廝殺的戰場上,表現兩軍普通官兵對陣時的相互打量與較量,特別注重表現兩軍不同的、差異明顯的行為模式、戰斗特征和文化心理。我們以往的思維慣性更多關注的是兩軍裝備上的差異,這是許多論述和作品每每樂于特別強調的,這顯然是遠遠不夠的。兩軍之間的差異實際上存在于方方面面,對言語、裝束、戰法、生死等等的不同理解與認知,導致了戰場上不同的,甚至是大相徑庭的表現。互相作為對方的反襯者,作為對方的一面鏡子,可以更加清楚地看清和了解對方,對于對方的不斷地接近與認識,這是一種新的文學發現和表現,是非常有意義的。如大腳怪鮑喜來和托馬斯中士,黑人小蒙特和喇叭小劉等,幾組人物形成了某種有意味的對應與對比關系,這是作者刻意設置的,也是需要作者進行精確分析與描寫的。正因為有此差異與類同,因此令人贊賞的是,兵刃相見、無情廝殺的雙方,實際上也在更高的層面上似乎有了某種理解、溝通與同情,使之成為一部充滿著善意、美好和理想的作品。

  《交響樂》賦予的其他鮮明特色,是小說敘述和人物對話語言中安徽淮北方言的大量運用,給小說增添了某種特殊的味道。作品中的人物來自不同的地域,作品刻意突出了地域性的語言特征,如李八里的淮北方言,吳了了的上海方言,鮑喜來的東北方言,美軍的西式語言表達習慣,這使人物在形象與性格的傳神塑造上增強了辨識度。道具的運用在作品中占有挺重的分量,劉父氏子的喇叭與小蒙特的薩克斯,我認為這都是作家虛構出來的,戰斗的本身大概很難給這些樂器以應有的位置,但在小說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,它們無疑是人物身份與與性格外化的符號,也是人物生命外在的特征,同人物命運緊密地聯接在一起。其所具有的典型的象征意味,使戰爭帶上了傳奇般的音樂色彩,既契合于作品何以名之曰《交響樂》,也是作者對戰爭生活的一種理解與表達。其所描述的不僅僅是戰爭生活中各個聲部的交響,也是人物命運的多層次的交織,使作品具有了高級而多重的藝術品質與寓意。戰后人物的命運則顯示出作家透過這些人物,讓讀者對經歷過戰爭生活的那些人物,進行一種有深度的思考。即無論是李八里戰死原因的真相莫辯,還是小蒙特回國后的凄涼處境,揭示出的不是軍人應有的輝煌結局,而是讀者想象之外的強烈反差,這是人物命運交響中低沉的重音,構成了小說的很強張力和魅力。

  難能可貴的是,軍旅作家王筠在創作時占有了大量的關于抗美援朝的戰爭史料,使之在全局、局部、細節等方面,都有了可靠翔實的寫作依據,并將其不露痕跡地融匯在寫作的進程中,使作品有了史家的可信與嚴謹。創作靠的是厚實的生活積累,磅礴的寫作激情,堅忍的敘事能力,這充分反映了作家關于戰爭題材寫作的文學理念與美學追求,從某種層面上也把戰爭文學實實在在地向前推進了一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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